【专栏】互联网大佬去哪儿了？简谈现代企业制度
新金融洛书 · 零壹财经 2022-10-12 11:32:26 阅读：3837
作者：新金融洛书 雷慢
主持人问：你怎么看中国科技公司企业家的现状？
马斯克答：马云去哪儿了？
这是几天前一段采访。被采访人马斯克在2020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曾和马云同台对话，马云谈商业赚钱，马斯克谈移民火星。不在一个频道，但谁也没有中伤谁的利益。但那时起两个月之后的一次“不正确”的谈话，导致了马云后来的隐退。
两年来，马云淡出在阿里巴巴之外，接力棒已经交给张勇等人。今日头条的张一鸣、拼多多的黄峥、京东的刘强东都隐退了。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型科技公司的整顿潮下选择激流勇退。当然，他们隐退后，这些企业仍都活得好好的。而他们代表的那一代企业所击破家族制企业、互联网浪潮的商业变革使命已经完成。‘
阿里巴巴和京东、腾讯一代，都属于互联网浪潮发展起来的。那时大多数的私营企业在儒家文化下仍是家族企业，从第一代起，他们注定将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亲信。而互联网创业的那一代，一开始大多选择了风险投资和团队创业制。
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曾比较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德国和中国香港、台湾的信任文化制度给经济繁荣带来的差异，认为日本与德国代表着高度信任的社会，在没有政府支持下，发展出了高度集中产业和大型企业，相反，以保守的家族式企业为特征的台湾和香港，企业规模和产业规模都小得多。
在2000年之前，大陆的民营企业和香港、台湾的情况很像，私营企业没有形成产业化、集约化和制度化。直到大型互联网企业开始崛起。
家族企业代表一种低信任，而现代制的企业基于规则、契约和信任建立，它则表现为独立于私人之外的财务系统，和风投机构相互信任接受风险投资出让股权，创始团队之间相互信任互担风险共享利润。这些在传统家族式企业里面，都是不存在的。
家族企业是一种典型的jQ统治。他们封闭，决策人独担风险独享利润，在获得市场有效信息上受到一定限制，企业完全依赖决策者是一个“明君”，一旦决策失误，就万劫不复，就像14世纪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海禁，而同时期的欧洲，如果英国不支持航海者出海，西班牙也会支持哥伦布，即使葡萄牙不支持麦哲伦远航，西班牙也会支持他。他们的成功使整个欧洲随后跟进。这就是开放的有效信息交换带来正确决策继而带来的规模化发展。
制度化的企业让中国企业在几十年来的发展中，面对外部危机时，也没有倒下，这就像制度化的现代制的企业，高管、能够多维度的商榷、讨论获得信息。而无数的家族企业则倒在了决策失误和无效的信息中。
家族企业因为规模小和决策机制简单，无力朝着高效的规模发展、无法形成大规模的货物市场，他们都依赖网络来达成规模经济，他们也无法进入新兴市场，或利用规模优势。
反观壮大后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利用规模优势，抢占了或收购许多新兴市场企业。
现代制企业制度是一个基于信任的社会，它首先将家族的私人财务和共有的企业财务分开来，基于信任，每个股东成员之间需要信任，我们信任基于契约规则下高技能专业人才的能力，认可医生、律师的专业素养，这本身都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产物。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市场经济成熟的一种标志，随现代企业制度而来的还有广泛的规则、契约、社会规范等“信任”值，它是一种社会资本。具体的体现，包括行政上的简政，审批的简化，企业间合作的契约化，还有社会各阶层的规则化。
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群体或组织内的人们为了某些目标而合作的能力。
这种合作能力的前提有很多，信任和遵守规则是很大的因素。现代经济的合同契约、经济结构、社会文化，构成了今天经济社会中的信任度，这种因信任而合作的能力总集可以成为社会资本。
信任是一种制度化的产物，也是一种文化，它与经济繁荣相互成就。牢固的信任文化，可以成就企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而经济和企业发展，也能促进社会资本的累积，和契约化、制度化等信任因素的加固。
中国只花了一代人时间，就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离不开互联网企业这一代的摸索。互联网企业兴起来以来的这20多年，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是随着企业发展而进步的。淘宝网、京东和拼多多的假货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因为现代契约和规则，以及政策权威都在打击假货，良币驱逐了劣币。消费者对这些网购平台变得信任，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怀疑。第三方支付的出现，也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信任关系确立，不再像20年前那样怕给商家转款后不发货。
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将使得经济和社会运行效率大大降低，并加大社会运营成本。
比如：2020年，广东陈先生的父亲去世后，他想取出父亲存在银行的7万元，银行要求陈先生“证明你爸是你爸”，他耗时7个月，在银行、公证处、派出所和居委会等地辗转奔波，仍未能办下“证明你爸是你爸”的公证书。
今年8月，一个拉着一车西瓜的司机，在过告诉收费站时，被收费员要求将车厢里的水果一箱一箱全搬出来证明他拉的确实全部是西瓜，才可作为“绿通物资”免除过路费。并称这并非故意刁难。
在法律上，这并非违法性刁难，而按情理，这并不合理。一个信任的社会，要想高效率运行，默认的是对方会按照规则办事。德国人和日本对待规则一向几乎刻板。他们是无法理解这种“怀疑”给自己和别人，以及高速通行所带来的低效率麻烦。
自己遵守规则，并默认别人也遵守规则，就是一种信任。倘若不信任，万事都可以刁难，警察可以随意刁难路人，柜台人员可以刁难办事人，贷款者可以刁难借款者，甲方可以刁难乙方……
社会资本的一大要素就是信任，而信任建立在契约和规则之上，3年来，疫情期间很多规则规范，被突破了底线，比如今年三月上海疫情期间，那家注册几天就拿到了保供资质后来卖奶头肉的公司；还有那个上海牛人某某，在上海大封控之前，一连注册了五家公司，各种卖菜赚得盆满钵满。这种事例都毁灭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对规则的信任。
规则一旦打破，信任要想重建，就需要更多的规则与证明范例来让人们重拾信心。重建的成本就要以成倍数来计算。
与其问马云去哪儿了，不如问，马云还会（能）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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