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癌"变扩散？解析应对之道

专栏推荐陆岷峰零壹财经 2020-12-04 阅读：7046

关键词：不良资产 公司治理 地方商业银行 地方金融 资产质量恶化

地方法人银行不良贷款形成机理与实证分析。

摘要：受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的影响，地方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严防不良资产的"癌"变扩散，保持地方商业银行群体的健康发展，是当前摆在银行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文章重点研究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干预、跨区域经营、公司治理结构等地方商业银行的特有影响因素，探讨其对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商业银行影响因素实证模型，检验各变量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联系，结果显示政府行政干预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正相关，地方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公司治理结构越合理，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越低。

此外，跨区域经营发展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无显著关系，最后在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加强不良贷款管理的应对策略。

一、引言

我国地方商业银行大多是在地方信用社改制、重组基础上成立的区域性银行，以服务地方经济和居民生产生活为使命。多年来，我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商业银行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持者和贡献者。

地方商业银行发展至今，无论是从资本状况、盈利能力和市场规模等硬实力，还是企业文化、知名度等品牌软实力都有了质的飞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我国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77.23万亿，占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例为25.54%，总体发展态势向好，地方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多层次、广覆盖银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及监管形势愈加严峻，地方商业银行的发展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资产质量不断下滑，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尤其是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地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受到严重冲击，不良贷款会在2020年下半年陆续呈现和上升。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我国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达4518.6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0.91%，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6831.12亿元，比上年末同期增长676.12亿元，增长率为10.98%。

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在近期召开的会议上重点提出要关注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积极采取不良资产处置、直接注资重组等方式多措并举深化高风险地方商业银行改革和风险化解，我国地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管理已经成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领域。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影响因素也有很多，既与包括经济周期、监管政策等大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又受当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信贷投向等方面的影响，文章基于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研究成果，从我国地方商业银行的特有影响因素出发，分析其对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商业银行影响因素实证模型，检验各变量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相关性，最后在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加强不良贷款管理的应对策略。

二、文献综述

根据2007年银监会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种，其中不良贷款为后三种贷款总额。从银行收回贷款角度，划分标准是银行可以按时收回贷款、银行收回贷款出现不确定性因素、银行不能足额收回贷款、银行无法收回或者极少收回。

（一）不良贷款成因的相关研究

Louis（2007）认为区域经济环境的稳定是不良贷款形成的重要因素，经济环境波动频繁会使得大规模的到期贷款向不良贷款转化，比如在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很多社区银行向拉美地区投放的贷款难以收回，因此银行在发放贷款之前应当将当地经济发展是否景气考虑在内。

Pesaran（2015）通过研究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公开的相关数据后发现，经营模式结构会综合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经营效率低下和信贷结构不合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较高，商业银行应当优化信贷结构和创新经营管理方式来提升资产质量。

刘澜飚、王博（2006）认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大型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背负了巨额不良贷款包袱，通过构建的政府—企业—银行三方博弈模型，并结合国有企业的转型特征分析得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存在内生性迟缓现象，账面不良贷款不能真实反映国有银行的资产状况，指出国有商业银行要做到应核尽核，应销尽销，在资产管理公司的帮助下迅速剥离不良贷款，提高经营稳健性。

岳蓓蓓、郑循刚（2011）通过构建经济波动与不良贷款的响亮自回归模型，从宏观视角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演进过程，运用格兰杰因果法分析了两者之间相关性，结果表明不良贷款显著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严重降低经济发展质量。

张乐，韩立岩（2016）从股东性质和构成视角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通过对16家不同类型商业银行2006年—2013年数据建模后发现，股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减少不良贷款的形成，民营资金的加入显著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商业银行将来在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可以选取实力较强的当地非国有法人引入，积极引进有长期合作意愿的国外战略投资。

陈晓雨（2019）认为从数据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缓慢上行，不良贷款余额不断增加，经营风险加大。宏观层面的经济波动、政府干预、信贷规模和结构不合理等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不良贷款率过高，进而影响银行流动性、降低了银行经营效率和社会整体效率。因为应提升金融服务企业水平，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以降低借款人有违约动机、控制信贷规模、改善信贷结构。

（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1、宏观经济层面

Christophe和Bamidele（2009）的研究发现国民经济景气度上升、通货膨胀率较高时，银行为避免信贷市场过热会采用更加审慎的审查策略，减少信贷投放量，银行的发放贷款总量、投向和结构均会根据经济周期变化而适时作出调整。

Pesaran（2006）通过AR模型分析25个国家17年间资产管理状况与经济因素的相关性，得出宏观经济大环境与不良贷款率大小之间具备显著逻辑关联。

De bock和Demyanets（2012）选取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25个拉丁美洲国家的1995—2010年的数据，通过数据研究分析得出经济波动与不良贷款相关性的命题，经济下行会伴随着经营环境的显著恶化，在面临债务危机时不良资产集中爆发。

谢冰（2009）通过主成分分析、误差修正等计量经济理论方法建模，收集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国际收支等指标2004年—2009年的季度数据，研究各生产要素对信贷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形势恶化会加速信用风险的积累，因此应当通过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等方式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蒋鑫（2009）在搜集1993年-2007年以来我国的宏观政策和经济数据之后，研究认为在一个完整经济周期中，经济处于下行期企业盈利能力普遍较弱，偿还银行贷款的资金来源不足，更容易酿成银行危机。

2、银行自身层面

Marcus（1984）提出的著名的“道险论”认为当股权结构较为集中时，大股东拥有高级管理层任免的选择权，管理层做信贷决策时会更加小心谨慎地考虑，更加倾向于低风险信贷业务；而当银行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股东大会无实际控制能力时，管理层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会产生道德风险，冒险从事高风险信贷业务，信用风险上升。

在董事会规模方面，Simpson&Gleason（1999）认为当董事会规模较小时，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机制较为薄弱，无法有效对管理层施加压力，当董事会规模变大且履职能力增强时，管理层制定信贷政策时可以发挥监督审查作用，从而减小银行信用风险。

Altman和Halderman(2008)通过对GCC成员国的80家银行1985年-2005年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银行资产规模和信贷增长率与不良贷款之间有正向的相关关系，由于资产规模过度扩张造成资产质量不佳的问题，会带来更高昂的管理成本，从而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

Prasad and Espinoza（2010）认为不良资产处置不当会进一步给银行经营带来风险，可以通过不良贷款转让的方式，按照市场价格打包给地方资产处置公司，多渠道的方式处理不良贷款，从而达到提高银行资产质量的目的。

Lyles、Alexander(2010)认为中小银行由于资产规模较小，经营模式单一，风险承受能力不及大型银行，在贷前核查和授信审批时，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密切关注还款人的还款能力，对可能影响银行及时全额收回贷款的因素做到有效预警，才能有效管理好银行信用风险。

祝继高、饶品贵、鲍明明（2012）通过分析我国部分城市商业银行2004—2009年数据研究其公司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治理结构会通过影响贷款集中度和信贷资产结构，进而对不良贷款率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为地方政府且股权占比越大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更高。另外对单一客户的授信集中度越高，城商行的信用风险越高，因此城商行应适当减低客户集中度以分散风险，尤其是对于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城商行，其贷款集中度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更加强烈。

陆岷峰（2020）认为地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前置条件，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之间互为因果，风险管理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存在于银行全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各部门、各条线通力协作，每个人都有风险管理的责任，应当从压实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培育自身特色的风险管理文化，引导银行人员按照正确的价值观念办事。

张赫耿、宏艳、范欣（2016）从宏观和银行自身层面构建VECM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进行研究分析，存贷比和银行资产相对规模对不良贷款率整体均具有正向影响，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对资本总额和流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不良贷款处置措施的相关研究

卢静（2006）认为贷款集中在某一客户或者领域，会使得贷款集中度变高。因此贷前审查过程中，重点关注单一客户以及同一行业的授信整体情况，定期开展大客户贷中检查工作，跟踪调查客户还款能力并及时处理预警信号，适当提高单一客户贷款比例过高的放贷标准。

张进铭等（2012）认为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使得商业银行必须以更为审慎科学的态度来审视交易对手，尽可能多投向风险权重较低的行业和领域，寻求差异化的竞争定位，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根据经济周期适时动态调整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

孙丽（2018）认为商业银行应将不同资产、业务、条线所面临的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度量和综合考虑，并且将规模较大游离在资产负债表之外的资产纳入到监管视线，尤其需注意信贷风险指标的及时跟踪观察。根据风险目标制定对应的制度规范，多条线、多部门进行后台监测，形成对信用的集中跟踪、量化和预警机制。

王俊寿（2019）认为应当结合风险特点做好处置方式的排列组合和综合运用，发挥好不同处置方式的差异化功能，落实风险贷款处理的尽职免责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激励，建立科学的风险处置激励机制。

（四）文献评述

通过总结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研究了不同因素的影响机理和贡献度。通过对过往文章整理后发现，目前总结出商业银行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以及银行自身角度，比如经济波动、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量等等，银行自身特征方面具体规模、资本实力、公司治理水平、经营效率等因素，然而过往文章的研究主体多为整个银行业或者大型商业银行，对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这一细分主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除了包含商业银行所共同面对的之外，还具备其个性化的、需要深入探讨的影响因素，这是由地方商业银行有别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的特殊因素决定的，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是地方商业银行运行的基础。从生态学的角度看，金融生态是金融业生存的土壤，是具有某种特定运行规律和密切联系金融主体的动态平衡系统。地方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生产生活，与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关联密切，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促使金融资源向高效率转化，各金融主体产权清晰、权责利相统一。地方商业银行经营的独立性更强，经营效率也更高，为地方商业银行营造了良好的经营氛围，不良贷款水平也稳定在合理范围上。
第二，政府干预是地方商业银行发展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地方商业银行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成长壮大，增资扩股、不良资产剥离等重大事项需要地方政府参与，部分地方商业银行高管有政府工作背景和经历。另一方面地方商业银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大量信贷资源流向了地方重大项目和政府扶持产业。因此地方政府干预会直接影响地方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机制，进而对其不良贷款率产生影响。

第三，公司治理结构是近来年地方商业银行重点需要整改的问题。尽管我国地方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近年来密集爆发的风险事项表明其公司治理普遍存在不少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一方面地方商业银行信贷决策是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相关授信业务部门等内部决策机构，以及外界各利益相关者综合考量的产物，因此地方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会直接影响到决策是否合理有效，另一方面信用风险是地方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有效管理以信用风险为代表的一系列是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良好的地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也意味着更强的信用风险管控能力，因此公司治理结构是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四，跨区域经营是地方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课题。地方商业银行的经营优势的依托地方性经营特色和对当地中小企业累积的专有信息优势开展业务，2004年开始银监会逐步放宽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政策，地方商业银行开始了跨区域经营的序幕，后来得到逐步推广和试验，诸多城商行尝试在新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业务版图不断扩张，但同时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地方商业银行高速扩张隐含风险的外露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所需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不足、资源禀赋跟不上等潜在风险也逐渐暴露，跨区域发展进入审慎推进阶段。因此跨区域经营是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三、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

（一）地方金融生态环境

地方商业银行与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紧密联系。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降低地方商业银行运行成本，改善其内部控制结构，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银行风险管理文化。而地方商业银行也通过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过程，改善金融运行环境，通过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间接对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良好的金融生态形成的“洼地效应”不但能有效地聚集资金，而且能给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企业部门盈利能力更强，实力相对雄厚，更加倾向于通过借贷行为扩大生产，且一般还款意愿和偿债能力都不差，地方商业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也就更小。金融生态环境恶化不仅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造成金融资源的流失，而且会削弱地方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该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会损害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导致地方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还款能力减弱，形成银行不良贷款。除了经济基础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还包含司法环境、信用环境等社会氛围，对一个地区而言，该地区内企业和个人越是重视诚信文化和信用记录，越敬畏司法体制，借款人信用观念就越强，对诚信履约的基本道德观念认识充分，通过非法手段故意拖延贷款归还的情况较少。由于地方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主要集中于某一区域，因此不同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对地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带来较大影响。

图一 2017年全国各省市不良贷款率情况图

金融生态环境差距大的地区，其不良贷款率可以相差十倍以上，2017年内蒙古地区不良贷款率高达3.8%，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普遍在1%以下。这种差异不是宏观经济基本面造成的，与金融生态环境差异息息相关。从金融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一方面是地方经济金融基础差距明显，不仅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而且当地金融部门自身治理结构、内部管理制度、风险管理体系差距明显。另一方面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差距，包括信用环境不完善、法制不健全、行政化参与和干预过多，对不良贷款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二）地方政府干预

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对地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主要来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地方商业银行成立、增资扩股、剥离不良贷款等重大事项中，部分地方政府强势主导着股东遴选、股东结构及股权比例、股权规范管理、财政注资等关键因素，千方百计地增加其在地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然而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商业银行控股股东需要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作为地方经济管理者履行社会经济管理目标时需要以地方经济发展为侧重点，这种双重身份在必定会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机制，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资产质量管理的内在规定。

具体而言，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求地方商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然而政府和银行在目标方向上差异明显，地方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建设、城市规划、医疗民生、公共事业等各方面，而这些投入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回，在地方政府政策干.扰下的银行信贷资源的导向性流出有悖于地方商业银行以市场化、盈利性为首的正常经营方向，极大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地方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同时也影响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甚至部分地方政府与地方商业银行签订目标责任状，强行把地方经济发展目标与银行经营目标方向捆绑在一起，过多政府行为严重影响地方商业银行的投资效率，长期来看无益于地方商业银行的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理论上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官员受到提拔任用概率越高。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受到晋升考核动机驱使，会通过控制和剥夺地方金融资源的方式，干涉地方商业银行的信贷选择权，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商业银行为政绩工程提供资金来源，使得被控制的地方商业银行的贷款资源偏向政府重大项目以及大型国有企业，导致其贷款业务的粗放式发展，出现严重的贷款关联和集中现象。

或者通过直接向地方商业银行委派官员，导致地方商业银行的高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当地政府行政化任命。这些走行政化程序任命的高管不属于“银行派”，对银行经营的风险底线要求毫无敬畏之心，不追求银行的长远发展目标，一昧追求规模、利润、资产增速，致使大量高管短期化行为的产生。

如相关地方商业银行以信贷增速作为管理层考核目标，这与信贷风险长期性相违背，在利润最大化的考核目标下，银行高管在三年左右任期之内通常不基于风险考量的大量发放贷款，这种忽略严密审查的贷款必然带来较高的信贷风险,严重侵蚀地方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和拨备，增加了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压力，在经济下行以监管趋严的形势下风险会集中释放，影响银行健康发展，为长期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三）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机制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相互制衡的制度体系，实际上就是法人治理结构。[9]首先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主要反应了各大股东持股的分布情况，股权结构可以分为股权性质和集中度两个部分，股权集中度越高意味着地方商业银行绝大部分股权被少数实力雄厚的大股东所持有，股权集中度对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机理可能完全相反，一方面当股权结构较为集中时，大股东与地方商业银行的利益息息相关，有足够的的动机去加强对地方商业银行的管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高级管理层的行为，管理层基于自身职业发展前景考虑会更加倾向于低风险信贷业务，如此看来高股权集中度有效减小了股东与管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和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而另一方面，从中小股东角度来看，股东过于集中淡化了他们在决策方面的话语权，而大股东的话语权过大极有可能利用自己对地方商业银行的绝对控制损害中小股东权益，例如个别大股东从切身利益出发，强势主导银行信贷投向，将信贷资源偏向与自己有业务往来的企业，造成地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集中度上升。

其次董事会和监事会处于公司治理上层建筑的地位，主要工作包括制定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长期发展规划、指导和维持银行日常经营正常运行，建立银行的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与银行风险管理部门密切沟通，及时有效甄别、处置信用风险等。在董事会构成上，规模较大的董事会对公司的贷款管理有促进作用，因为规模越大，在召开会议时能够充分讨论银行面临的风险状况，董事会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职责形式更加全面，在会议讨论时综合考量的因素也专业有效，形成的决策也更加稳重，从更好的维护地方商业银行利益，提高其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监事会行使的是股东大会所委托的监督权，其主要监督对象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以及商业银行的一切经营活动，当监管对象实施的经营活动存在较大风险时监事会有权给予纠正。完善有效的监事会制度应当具备严肃性、客观性、对待风险严肃性的特点，对高级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等监督对象定期检查，有效的开展监督工作。当监事会在监督过程中有能够独立自主的开展监督活动，并且能够公平公正的评判决策时，地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能得到有效遏制。

（四）跨区域经营发展

随着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提升，银行业务发展更加具有跨区域的特点。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初衷是实现规模效应，降低平均经营成本。此外将信贷资源集中投向某一地区、领域会造成地方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变高。为促使地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改善地方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高的风险，许多地方商业银行选择跨区域经营。跨区域经营之后，地方商业银行有更加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拥有更富活力的潜在客户群体，会有效降低贷款集中度且不易受单一城市经济波动状况的影响，降低贷款业务关联性从而使不良贷款率下降。

在地方银行不断分设异地分支机构，其管理架构由“总支行”转变为“总分支行”三级管理模式，造成决策链条被拖长，影响银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总行对于省外分行的控制程度会日益降低，这种控制力的下降会伴随着地方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的扩大，省外分行在新的区域没有先天优势，趋势其为获得市场份额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增加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另外原地区其传统区域的人缘、地缘优势，加之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特征，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陌生的环境和客户，以及当地银行成熟的经营体系，与异地客户的信息不对称会产生新的信用风险，滞后容易引发不良贷款和其他经营损失，使得地方商业银行在跨区域的异地市场业务开展和管理雪上加霜。

此外不同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模式和战略高度同质化，几乎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高、金融资源丰富的省市或者区域配置分行，比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在业务同质化严重的情况下，导致这些区域的金融服务供给过度，导致金融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异地分行考核以存款和信贷规模为标准，普遍不惜成本与当地银行争抢大客户，或者降低贷款审查标准来完成任务，很难对异地分行的资产质量有保证。

四、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2019年底，我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34家，农村商业银行1478家。由于各地资源禀赋和地方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差别，其发展状况层次不齐。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和分布的广泛性，文章从资产规模、所处地域等角度，从中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18家城商行，样本银行涵盖了资产规模突破万亿的、，也有处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小规模的城商行。

文章2009年至2019年18家银行[[color=#808080] 18家样本银行分别为北京银行、、江苏银行、、、、、、、、、、、、、、、]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各家城商行的相关数据来自于其官方网站上披露的年报数据，部分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据库。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1、被解释变量：文章的研究问题是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因此被解释变量选取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高则表示无法收回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大，信贷资产质量越差。根据银监会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不良贷款率的划分标准为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三种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2、解释变量。根据文章第三部分的分析，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干预、公司治理结构、跨区域经营四个部分，因此选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国有股占比、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作为解释变量。

人均GDP（AGDP）作为金融生态环境的代理变量。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地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不良贷款率越低。而且从全国不同地方商业银行的发展情况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的地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明显要低于中西部地区。尽管各地方商业银行纷纷开始了跨区域扩张的计划，但大量业务仍在集中在总行所在地方，因此文章用总行所在城市的人均GDP的对数来作为地方商业银行经营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代理变量。

国有股占比（SSR）指地方商业银行总股本中国有股所占的比例。国有股分为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两种，国家股表示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关以国有资产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属于政府直接持股的类型，国家法人股表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以其依法占有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公司出资形成的股份，属于政府间接持股的类型。各商业银行一般会在年度报告中显示股本结构和股东情况。假设国有股的比例越大，地方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越单一，政府行为对地方商业银行的干.扰越强，即国有股比例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正向关系。

银行分支机构数量（NUM）指地方商业银行在除总部所在地开设的分行数量，衡量地方商业银行的跨区域发展程度。银行的分支机构数越多，说明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程度越高。尽管跨区域经营之后，地方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业务发展空和更富活力的潜在客户群体，但是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以及“土著银行”各种的阻击，对于实力一般的地方商业银行来说，跨区域经营会产生更加严峻信用风险，文章假设异地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越多，地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

公司治理结构中有些指标无法量化，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在股权结构方面，选取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TFS）表示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来衡量大股东之间股权分布的均衡情况。从己有实证研究来看，股权集中度越大，管理层在监督机制的压力下减少了机会主义的范围。然而由于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中话语权越大，加之银行高社杆经营的特殊性，容易为自身利益损害其他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文章假设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越高，地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另一方面当董事会规模较大时，下设专业委员会在召开会议时能够充分讨论银行面临的风险状况，同时监事会可以有效的控制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因此假设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越大，地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低。

3、控制变量。由于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影响因素来自于不同方面。文中所提及的各影响因素是从地方商业银行经营特殊性方面考虑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影响因素。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将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作为控制变量。

表一变量名称及含义

文章设计的模型如下：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1、单位根检验

首先因为选取的样本银行数据为时间序列，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若面板数据平稳，则会通过LLC检验、LPS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即不包含相同的和不同的单位根两种情况。上述四种方法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表二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2：*、**、***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上表运行结果可知，变量NLR、AGDP、SSR、TFS、NUM、PC、CAR、SLR在LLC检验、LPS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下均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样本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上表所示，对于非平稳的数据采取差分的方法使其达到平稳性要求。

2、模型回归

文章进一步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不良贷款率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同时将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后结果变化的情况列于一张表格中进行对比，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从表格中可以看出，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关系及显著性变化平稳，最终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AGDP）、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国有股占比（SSR）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存在显著关系。控制变量中，拨备覆盖率(PC)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负相关，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SLR）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资本充足率（CAR）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存在显著关系。

表3 各变量对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文章通过构建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模型，主要验证了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干预、跨区域经营、公司治理结构对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程度，将具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层面和银行自身影响因素相关指标及部分监管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结果显示：

第一，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与贷款质量息息相关。从表中收集的数据也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存在差异，欠发达地区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普遍偏高，经济较好地区的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普遍偏低，不仅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而且当地金融部门自身治理结构、内部管理制度等金融软实力息息相关。

第二，国有股比例（SSR）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相关，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国有股占比增加将会导致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地方商业银行国有股占比越高表示当地政府对其控制越强，政府行政干预越其经营决策造成影响越严重，在当地政府官员的考核压力下，选择通过控制地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流向来干预其选择权，与上文地方政府干预对地方商业银行影响的理论分析结果相符。

第三，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作用越大，地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小。董事会和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信用风险的管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作用越大，一方面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在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优势互补，人尽其职，另一方面，董事会和监事会对高管层的监督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地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存在显著关系。

第四，异地分支机构数量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存在显著关系，即通过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的作用并不明显。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根本目的扩大市场寻找优质资源，通过分散信贷组合降低贷款业务集中度。然而部分地方商业银行盲目从众，盲目扩张业务规模，跨区域经营后后选择与当地国有行城商行比规模、拼资产，在失去原有优势的情况下贷款业务粗放发展，大部分地方商业银行选择集中于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反而会导致当地竞争格局更加激烈，金融资源配置失去平衡，贷款投向同质化程度加深，反而会增加贷款集中度和关联度。

（二）研究建议

1、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突出地方主体作用

地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与地方金融生态系统优劣关系密切，地方政府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控制信贷风险与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完善地方金融生态建设考核评比制度，制定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参考标准。发挥地方各级政府金融办在地方信贷风险管控中的作用，通过金融生态评估发现信贷风险的薄弱环节，持续监测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风险，及时制定区域金融生态评估方法，从宏观层面调查区域金融健康状况，对于危机事件采取有效措施实时根据检测，完善地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密切关注金融创新业务及潜在的风险。加强金融法律制定工作，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严打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对贷款诈骗以及恶意逃废债等行为要采用法律手段给予严厉处罚。

另一方面需突出地方政府在不良贷款处置中的重要作用，综合使用核销、清收、批量转让、债转股等手段，做到应核尽核。地方政府与银行达成处置意向后，对拟出售的资产按行业、地域、所有制性质或产业关联性等标准进行打包，积极处置不良贷款。完善不良资产证券化规定，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甄别存量债务基础上，把不良贷款置换成为中长期、低成本债券。创新不良贷款处置方式，通过资产证券化、破产重整、企业重组等多种方式，有针对性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真实化解不良贷款风险。或者通过其他机构来实现债权向股权的转化，减少银行不良贷款的损失，甚至可以将不良贷款转化为正常贷款。

2、弱化地方政府干预，合理配置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影响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重要因素，股权结构通过影响贷款流向和贷款集中度，进而对不良贷款率产生影响。具有良好股权结构的地方商业银行能够更好的甄别信贷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的发生。从目前的股权结构分析，尽管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打包出售、核销等方式较快的方式加速处理地方商业银行囤积的不良资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化手段直接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实证结果显示国有股占比越高地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随之上升。政府行为往往是基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可能会忽略给地方商业银行带来的风险，从而影响银行的经营稳定性。因此，地方商业银行应进一步优化股权分配，增强自身经营的独立性。因此降低地方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中的国有股比例，弱化地方政府干预程度是十分必要的。弱化地方政府干预能力，则需要从根源出发，一方面需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定位，政府需要减少通过行政手段从地方商业银行或者左右其信贷决策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从而减少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干预，另一方面需要拓宽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削弱对地方商业银行的资金依赖程度，提高自身造血能力。此外应深化我国地方商业银行股权改革，通过引入当地经营良好的非国有股份和国外战略投资者以分散股权，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通过分散股东性质和构成发挥相互制衡的积极作用，避免地方政府股“一股独大”的现状，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注入民间资本来加速地方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平衡，加快政银分离，将信贷选择权归还给地方商业银行，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3、强化公司治理机制，明确监督与制衡目标

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地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适当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有利于保证地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外，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也至关重要，董事会组织结构中的各专业委员会对地方商业银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分析，在管理层作出信贷决策后，董事会成员代表广大股东以及存款人的利益，充分考虑决策利弊，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监事会成员对地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进行监督，对监督银行经营管理、防范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此应该提高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从现实情况看，部分地方商业银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核心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下设的专业委员会在实践中均未能形成有效的运作机制，基本流于形式、专业地位没有明确界定、性质没有明确的说明，且通常情况下银行的大股东和控制人提名监事会成员的人选，监事会成员的任命按照行政任命的程序来进行。因此我国地方商业银行应当强化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约束目标，加强董事会和监事会独立性，董事会应当定期开展风险排查工作和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密切对接信贷业务部门，及时有效甄别、处置潜在风险。监事会要从银行股东和存款人的角度出发，加强监督的手段，列席相关重要会议，对高级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等监督对象定期检查，有效的开展监督工作在选举监事会成员时大股东应当主动回避，选出的监事符合政治素质较高、专业水平过硬，且与股东无过多利益往来。

4、深化经营发展战略，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跨区域经营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无显著关系。跨区域经营这一发展战略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有利于地方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推广，银行业务能力的提升，但是也会相应的产生一些问题。各家地方商业银行找准定位，走专业化、特色化或者综合化、一体化发展道路，在发展过程中及时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战略。[18]监管层制定差异化监管策略，鼓励地方商业银行在深耕目标城市市场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资本实力较强、经营业绩优异的地方商业银行在做深做透本地市场后适时调整经营战略，充分考虑目标城市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后进行跨区域扩张，做到跨区域经营与发扬自己特色业务相结合，增加其他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阅读原文，请到《中国知网》下载《关于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研究》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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